“青史凭谁定是非？”这是一百多年以前，林则徐在遭到投降派的阴谋陷害后所发出的感叹。一百多年后，受到“四人帮”陷害以及受到株连的同志，仍然有着这样的感叹。这就是为什么有的老同志在听到有人要给自己的战友写传时愿意倾囊相助的原因。看来，继续清除“四人帮”的流毒，为广大的革命烈士和在历史上有过贡献的人物树碑立传，还是一件十分迫切和十分繁重的任务。

第九，评价历史人物要顾及全面。

我们不仅要给正面人物立传，也要给反面人物立传。司马迁著《史记》，就写出了各个方面的人物，既为帝王将相贵族等上层统治人物作传，也为游侠、刺客、医生、卜者、商人、俳优等社会各阶层人物作传。

四十年代，毛泽东同志在提倡研究中国近现代史和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时，也是号召要编出正反两方面的资料，要从多方面去分析，“然后才有可能作综合的研究”。因此，我们评价中国近现代的历史人物，不仅要写出革命史上的烈士，也要写出清史、民国史上的各种类型的代表人物。这两方面的工作做得有成绩了，一部可读的中国近现代的信史就不难出现了。

评价正面人物易于溢美，而评价反面人物又易于简单化。这也是需要注意的。正面人物、反面人物都不能是千人一面，要写出人物的特点。袁世凯不同于慈禧，蒋介石也不同于汪精卫。

第十，编写和讲解人物传记要寓论于史，力求形象化。

历史人物及其活动，是具体的。我们的人物传记和课堂教学，也应该生动具体地反映出来。司马迁著《史记》，不是给人物写履历表，而是塑造形象。他掌握了大量的真实可靠的材料，抓住几个典型，用生动的语言，把人物刻画得栩栩如生，因而使人们久久不能忘记而千古流传。从这些形象的记载中，使人们也清楚地看出了作者的观点：有褒有贬。这种方法，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寓论于史。

写人物自身的活动应该形象、具体、写背景材料也应该形象、具体。苏联早期曾出版过一部巨著：《苏联国内战争史》，是由高尔基、莫洛托夫、伏罗希洛夫、基洛夫、日丹诺夫、斯大林担任总编辑的。这部书既掌握的原始材料齐全，叙述、分析得又具体、生动。例如，它是怎样写十月革命前的俄国国内形势的呢？且看下面一段文字：

“一九一七年深秋时节，战壕里潮湿而泥泞。前线上的几百万兵士咒骂临时政府而愁郁地想道：难道还要在战壕里过第四个冬吗？在乡村里，夜间常有焚烧房屋的火焰，照得满天通红。警钟雷鸣不已。劳动农民既丧失了从资产阶级临时政府手里获得土地的希望，乃焚烧贵族庄院，夺取土地，瓜分农具。在城市中，工人罢工风潮相继而起，好像怒潮中的波涛，继长增高。列宁所预言，所期待，所准备的新革命日益接近了。”（《苏联国内战争史》第二卷，第一章。苏联外国文书籍出版局1944年版。）

你看！短短不到两百字，把战士、农民、工人等社会各阶层的动态，都刻画出来了，简洁明了，具体生动。一般说来，写人物传记，对于尽人皆知的教科书上的背景材料不宜枯燥的罗列过多，而应画龙点睛，学习上述的那种写法。